广州“中心城区”层层掘出秦汉至明清时期瓦当
广州文博解码
授课老师 李灶新
南越王宫博物馆副馆长
大家在欣赏古建筑的时候，常会发现在屋顶檐头，有一排竖着安放、模印着动物或抽象纹样的圆形的挡瓦。在整齐铺陈的屋瓦线列中，它们显得如此醒目，却又与环境如此浑融。这就是瓦当。
为什么叫“瓦当”？《辞海》里这么说：“当，底也，瓦覆檐际者，正当众瓦之底，又节比于檐端，瓦瓦相盾，故有当名。”它也常被称为“瓦头”“瓦花”，与通常是三角形或如意形，尖端向下的“滴水”一道，构成了传统中国建筑檐头的第一道风景。
这是属于古代中国独有的浪漫。方寸之间，有天地宇宙。
谈起“秦砖汉瓦”，总容易让人想起陕西、河南这些北方省份。的确，瓦当的收藏和研究，在曾经作为中国历代中央王朝都城的西安、洛阳、南京、北京这些城市，相对开展得更为充分。不过在广州，却有一家博物馆，有全国独一份的瓦当“通史”一手材料。从秦到清，2000年的瓦当发展全过程，在这里，不间断地展示出来。这就是位于中山四路上的南越王宫博物馆。
博物馆副馆长李灶新告诉记者，古代的瓦当之前在广州地区出土和保存的并不多。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广州陆续开展比较系统的城市考古，但多为配合城市基建的抢救式发掘，在考古人员进场之前，一些唐宋以后的地层，可能已经被挖掉了；而且早期大家考古的焦点在墓葬，作为建筑构件的瓦当受到的关注比较少，所以馆藏来源就有限。各家收藏机构很难建立起系统的瓦当时间序列，多偏重于某一时间段的收藏。
而在南越国宫署遗址上建立起来的南越王宫博物馆，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大家知道，广州是一个在古代时期城市中心区没有移动过的大都市，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个“中心区里的中心区”，也就是南越国宫署、南汉国宫署、宋代官衙、元代大元帅府、明清布政司等历代广州的政治中枢故址所在，考古工作者们由地表向下，展开了精心的发掘，将各个朝代、时期层层叠压的地层一点点拨出来。随着地层年代序列的明朗化，各地层包含的历代遗物，纷纷拓上了“时间戳”，当中，就有大量的瓦当。
“我们这里出土的历代建筑构件非常多，尤其是有一定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的瓦当数量非常可观，初步统计，仅品相好的就有数百件”，李灶新说，“放在全国来看，也只有这个遗址，通过这些年的大规模科学发掘，能把我们岭南地区从秦汉到明清的瓦当序列，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些瓦当是反映岭南建筑发展演变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不仅反映了广州2000多年以来的城市格局，而且“对我们广州、岭南乃至于全国的城市考古遗址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小瓦当与大历史
瓦当是很小的东西，但李灶新指出，瓦当蕴藏着非常丰富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是中国古代信仰、地位等级等许多重要方面的物化表现。博物馆里琳琅满目的瓦当，一眼看过去似乎都差不多，一旦经过系统考察，就能发现在它们的演变脉络之后，流动着大文化与大历史。古代人的日常生活、社会制度、经济运行，藏在车马、钟磬、鼎簋的堂皇煊赫之中，也藏在瓦当、砖块这样的生活细节里。
每一代的潮流，都是后一代的历史。
小小瓦当的变迁，也是一部流淌的史书。
秦代
云纹当道 天人合一
南越王宫博物馆副馆长李灶新告诉记者，瓦当从秦汉到明清，规格上呈现从大到小的变化，纹饰也不断演变，脉络非常清晰。
广州地区的瓦当制作技术，应当是秦始皇统一岭南时输入的，“秦军来之前这个地方绝对是没有瓦的，这可以从考古上得到确认。”李灶新说，“大家在广东全省做了那么多城镇聚落遗址的考古，也只有确定是秦代以后的遗址，才有瓦和瓦当的发现。”而且，还不是所有的遗址里都能发现瓦当，从广西、广东这几年的挖掘情况来看，瓦当主要发现于县级以上的城址中，“这应该是当时中央政权在岭南地方实行有效统治的物化表现”。
但在中原地区，如在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乡村聚落遗址中也发现有使用瓦当的情况，可见当时中原对瓦当的使用并无特别严格的限制，多半还是因为瓦当需要相对先进的技术，也需要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支撑。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瓦和瓦当使用并不普遍，应与普通老百姓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有关。
南越王宫博物馆馆藏的秦时瓦当画面多分成三个区间，图案上方是卷云，云下是两棵树。大多数学者认为云纹瓦当是从战国秦的葵纹瓦当发展而来，旋云状的葵纹与流动的水很像，可能最早被赋予的是“水”的意义，目的是祈望防火。但李灶新认为这些图案象征着天、人、地，寓意天人合一、天地合一。这种纹饰除了受到关中地区秦代云纹瓦当的影响，还应受到战国时期齐鲁地区的树纹瓦当的影响，是一种外来多元文化结合的产物。
两汉
“万岁”常见 王家涂朱
西汉景帝时，中原地区开始出现文字瓦当，以当时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地区使用最多，内容有吉祥语、宫殿名、地名、纪年、记事等。
南越国是汉初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国之一，其“制同京师”，中晚期也出现文字瓦当，但只有“万岁”二字，字体写法倒有20多种，弯曲的、方折的……目的是追求不同的艺术效果，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在河南内黄三杨庄和广东徐闻等汉代遗址中都发掘有“益寿万岁”“万岁”等文字瓦当。李灶新说：“起码在汉代以前，万岁只是吉祥语或祝颂语，还不是对皇帝的尊称”。那这种王家的身份又怎样体现呢？通过色彩来体现，如宫署遗址出土的一些“万岁”瓦当上，就能看到残留在表面的朱砂痕迹。《春秋谷梁传》就说，鲁庄公“丹桓宫楹。礼，天子丹，诸侯黝垩，大夫仓，士黈。丹楹，非礼也。”也就是说鲁庄公作为一个诸侯王，本应用黑白作为柱子的色彩，却违制使用了红色柱子。可见，红色在古代建筑上是只有帝王才能使用的色彩。
馆内专家章昀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砖瓦及其生产初探》中写到，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瓦当只有圆形，没有同时期中原地区还常见的半圆瓦当，半圆瓦当是最早的瓦当形式，出现于西周中期，中原地区在西汉初期还常见，据考证主要是供修葺旧建筑使用的，到西汉中期开始少见，说明圆形瓦当已经完全取代了半圆瓦当，“南越国宫署遗址没有出土半圆瓦当，反映出南越国所使用瓦当的形式是出于实用需要，不受旧制的影响。”
东汉时，“万岁”瓦当仍广泛采用，写法开始变得潦草，也不再涂朱。这时期云纹瓦当也很典型，但与洛阳、云南等地同时期的云纹瓦当几乎是一模一样，个性不突出，说明汉代完成大一统，文字、纹饰等几乎都已制度化了。
魏晋南北朝
莲纹大兴 联珠为辅
到了魏晋的时候，特别是西晋，云纹仍沿用，同时出现四叶纹，当时人们还套用一些铜镜上面的纹饰来装饰瓦当，比如说锯齿纹。
东晋以后，形势发生变化，以前流行的云纹瓦当、文字瓦当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莲花纹。佛教大约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原，梁朝时据传达摩渡海东来，在“西来初地”，也就是今天广州上下九登陆。经过长时间的本土化发展，莲花这种佛教文化的“圣物”开始出现在建筑构件上。馆藏广东地区最早的莲花纹瓦当上，还能看到四叶纹、格子纹和锯齿纹，汉代余风仍存。莲瓣纹用线条表示，且互相叠压。这种纹饰在当时中原地区很少发现，是佛教文化经海路传播的物化反映。南朝早期莲花纹变得更加具象化，莲叶常用浮雕手法，中间的四叶纹也换成了莲蓬；南朝晚期锯齿纹消失，出现联珠纹，推测与当时从西亚、中亚等地传入的珠串的影响有关。到了唐前期莲花纹风格较为厚重，中晚期则变得图案化和抽象。
李灶新说，莲花瓦当早在战国秦时已有出现，是作为人们对自然界莲花的装饰性呈现。带有佛教文化意义的莲花纹瓦当在东晋出现后，逐渐盛行，除了装饰寺庙，宫殿、官署建筑也大量使用，一直到了明代中后期才渐渐消失，“莲花瓦当完全取代曾经流行一时的云纹瓦当和文字瓦当而成为这一时期的瓦当主流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当时的社会崇尚佛教的必然结果”。
南汉至明清
辟邪兽面 折枝花卉
五代时期，南汉国立都广州，用琉璃瓦来体现王家身份，分绿、青、黄三色，以黄釉规格最高。2009年发掘南汉2号宫殿遗址，一下子出土了几百个青釉的兽面纹瓦当，晚期的地层里还出土有黄釉的。这种兽面到底是什么动物？有学者认为是狮纹，也有人认为是其他，但总的来说都是辟邪、吉祥的寓意。这时期还发现了不少双凤纹瓦当，象征王权，所谓凤鸣天下太平，王者宝之。宫署遗址里还出土了全国最早的莲池鸳鸯纹瓦当，过去认为这种纹到了元代才有，南汉的考古发现把时间大大提前了。
宋代莲花瓦当更加图案化，美感、艺术性不高，可能和那一时期广州的政治地位下降有关，当时这里只是州府和经略安抚使司署所在地。北宋中后期出现菊花纹，但早期菊花特点并不明显。南宋时期，菊花瓣很明显地变得细长，折枝花卉纹也出现了，象征“开枝散叶”。宋元时期又出现缠枝花、麦穗纹，纹饰也有了侧视构图，一改之前都是俯视构图的面貌；心形作为一种瓦当新造型也出现；瓦当上的文字也丰富起来，“大吉”“千秋万岁”“百寿”……这时期瓦当应用更加广泛，一些民间建筑如祠堂、书院也用来装饰，这些题材正是反映人们祈求幸福、康宁的美好愿望。
明清，花卉纹瓦当继续发展，外缘的联珠纹被回纹取代，当面的纹饰图案层次多、画面饱满。清代纹饰尤为纤巧、精美，反映出追求精雕细刻、装饰华丽的社会风尚；到清代晚期，瓦当的发展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也逐渐衰落了。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图/南越王宫博物馆提供 统筹/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晓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