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枚“番禺县尉司”铜印 透露北宋基层治理的细节

电视剧《清平乐》热播，让人们对宋代的热情持续高涨。剧中展现出来的精致优美的生活美学，令人对千年之前的国人日常感到好奇。广州博物馆的专家在布置最近的“字字珠玑”馆藏有铭铜器展期间，从庞大的馆藏中选出了一方宋“番禺县尉司”铜印，并第一次对之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个好，特推荐！”广博研究馆员陈鸿钧告诉记者，“宋代‘番禺县公安局长’的官印，十分难得！”

956年前 这枚“番禺县尉司”铜印诞生了

北宋有惨痛的靖康之变，但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科学技术方面达到的高度却是事实。这些方面的较高水平发展，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管理能力。作为重要的王朝南部边疆，包括今广州在内的广东地区，在北宋以前的数百年间不断地吸纳着岭北南下的人口、智力、技术资源，当中更包括吴初、东晋和梁末三次“越岭南迁”的高潮。据一些学者的统计，六朝时期前后迁居岭南者高达250万左右，岭南地区的人口增长了约3倍。新的郡县不断地被分置出来，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如铁器、牛耕也随之在广东的土地上广泛使用。广东经济大发展后，对江左政权的意义不断提升，号称“江左不可无蜀，亦不可无岭南”。

到了唐代，广州始设市舶使，同时大庾岭道得到开凿，一方面完善了海上贸易网络，形成了从广州到巴士拉港，长达14000多公里的世界最长海上航线，一方面进一步密切了岭南岭北之间的交通。唐末南汉国自立，历四主五十五年。经由今天广州市区范围内大规模的考古遗址，如南汉国宫殿遗址、康陵、德陵遗址等，我们可以推想当时的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说，广东之地“秦汉以前为蛮裔，自唐宋以后为神州”，把唐宋时期看作岭南文明史进展的转折点。

宋开宝四年（971）初，大将潘美，也就是民间评书《杨家将》等作品中大反派“潘仁美”的原型，率大军在今广州城西的马迳与南汉军决战，大胜；翌日迫逼广州城下。二月五日，南汉主刘鋹出城投降，南汉亡，岭南地区尽归宋版图。

宋统一岭南后，经太祖、太宗、真宗朝，到了仁宗朝。这位《清平乐》里的主角，在位长达41年。接着他的过子(濮安懿王允让十三子)赵曙即位，也就是英宗，但仅执政短短四年。广博的这枚“番禺县尉司”铜印，就铸成于英宗即位的第二年，也是他“治平”年号的元年，1064年。

宋太祖还曾亲自选人做“县尉”

在“字字珠玑”大展的展柜中我们可以看到，铜印杙钮，通高4.5厘米，边宽4.1厘米，印文“广州番禺县尉司朱记”，书体近似九叠篆；印背楷体刻写“治平元年少府监铸”。陈鸿钧介绍，其规格、印文均符合宋代官印制度，“宋代官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数印的印背有刻文，或刻年款，或刻年款及铸印机构名。”

“县尉”是个什么官？陈鸿钧解释说，中国古代各朝县令（长）及属官设置情况，自两汉以至明清，变动不大，“在县的诸佐属官吏中，以县丞、主簿、县尉三者最为重要，也最为常设，乃县内高级佐属，又统称县佐。其下仍有若干低级官吏，分理县务，并经县丞、主簿、县尉而总于县令。县尉，职掌一县捕盗治安事务，秩九品上或下，相当于现今的县公安局长；县尉司，即县尉办公治事之署，或简称尉司，相当于现今的县公安局。”

宋太祖初年还颁布了一道设置县尉的诏令。但之前五代之季武臣擅州县之权，县尉一职一度撤销，到此时官吏大多不想做这个官。宋太祖为了选县尉，曾亲自到讲武殿选人，“令有乐为县尉者，东面立。选人多不愿东面立，皆面西立。太祖曰：‘迂儒如此。’令驱之出。”有了皇帝这样坚定的态度，乐于担任县尉者才渐多。

番禺县“紫坭时期”的罕见见证

所谓朱记，是印章之别称。陈鸿钧介绍，宋代官印制度，将官印分为宝、印、记三种：帝、后及太子印称“宝”，各级行政、军事机构称“印”，其佐官属吏称“记”或“朱记”。“通常所说的官印，其实应分为职官印与官司印两种基本形式。职官印是指以官职名称为印章文字的印，一官一印，颁发给每个官员使用。官司印是指以官署名称为印章文字的印，官司印不授予官员个人，但由官员保管使用，一任官员离任后，下一任官员继续使用。此‘番禺县尉司朱记’确切地说属于官司印”，陈鸿钧说。用现在的话说，这枚印，相当于今天公安局的公章。另外，从“番禺县尉司朱记”这样一枚区区县尉官印都要中央制造和颁发，可见宋代吏治之敬慎严格。

陈鸿钧说，学界认为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年）番禺县曾被省并，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为了加强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开发与管理，复置番禺县，具体治所是在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西南的紫坭，至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出于广州军事防卫的考虑，又将番禺县治北迁至广州旧城东的赤泥巷，即今广州仓边路一带，“从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至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设置于紫坭（泥）的番禺县治实际上只存在了不到20年时间，为时相当短暂，以致北宋时期番禺县的这段历史被湮没无闻。该‘番禺县尉司朱记’铜印铸于北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正值番禺县治设在紫坭时期，成为番禺县沿革史上的一例物证。”

宋治平年间，广州“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超过六十万贯，外贸总体稳步上升。作为身在海贸一线的“番禺县尉”，想必见多了商来贾往的时代风云。虽然他们姓甚名谁我们无从知晓，但曾经他们之手一次次盖在那些文书上的铜印，又传递到我们手中时，还是不免让人心中升腾起一股浩渺的时光感。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